「被孤立的中國公民社會」:2016年中國人權報告

 

  1. 綜述

 

在過去一年,中國當局對民間的控制愈趨嚴密,令中國的公民社會日益陷入與世隔絕的境地。

 

這對內體現於各種控制體系的建立與完善,包括防火長城、網格化維穩體系、網絡監控系統、實名制、社會信用評分,以及各種管控公民社會的法例的實施。其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雲極權」體系的建立;在大數據時代,中國在私隱權保障的缺位便利了國家掌控公民的大量資料,並以此掌握和壓縮抗爭者的活動空間。當社會愈來愈依賴網絡來進行各種活動和交易,公民的一舉一動就愈是完全暴露在國家監控之下。社交媒體的特性亦被國家利用,以各種誘因讓民眾「自發監察」不受國家認可的活動及行為,孤立活躍人土及異見份子。

 

當局亦着力於切斷民間組織的資源,讓民間組織無以發展。《慈善法》及《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的通過及實施,讓民間組織籌募資源的空間大為縮窄,亦有效地阻截了境內外民間組織的交流與互動,使中國民間社會進一步孤立化。

 

而防火長城的加固與媒體的嚴控,則堵截了國民獲取獨立資訊的可能,讓民間只能依賴官方的訊息以及意識形態。

 

對於「冥頑不靈」的異見人士與人權捍衛者,當局除繼續構陷政治獄和施以酷刑虐待以外,對其家人亦不放過,政治株連蔚然成風。自習近平上台後,當局一改以往私下解決這類政治案件的手法,往往高調批判涉案人士,並強逼當事人上電視認罪,以求更大範圍地污名化及孤立這類人士。對709案的處理便是這類手法的表表者。

 

 

 

  1. 言論與資訊的管控

 

中國當局在新聞、出版、教育領域強制執行普世價值不要講、新聞自由不要講、公民社會不要講、公民權利不要講、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權貴資產階級不要講、司法獨立不要講的「七不講」政策,思想管制壓制言論自由已經成為新極權施政的重中之重。

 

為此中國當局採用了以下手段監控網絡、限制公民言論自由:

 

  1. 強行推廣黨管媒體原則,「媒體姓黨」

2016年2月1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考察央視等官方主流媒體時公開宣稱:「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宣傳陣地,必須姓黨。」在「用黨的意志和主張佔領意識形態陣地」的主張下,中國政府強行推廣黨管媒體原則,以禁令系統、把關體系、高壓審查層層設防,媒體的言論空間被禁錮,黨化色彩越來越濃厚。在新極權嚴控下,媒體的市場屬性被扼殺,重新向黨報回歸,因應市場化需求而產生的不同聲音在傳統媒體平台開始消音。對堅持新聞理想的媒體人則採取定點驅逐,對批評聲音封殺壓制,擁有3000多萬微博粉絲的大V任志強發文批評「媒體姓黨」,招致微博帳號的關停和中國官媒的集體「圍剿」。

 

  1. 網絡審查系統日趨嚴密

在新極權時代,中國政府對全國一級的互聯網審查機制進行了整合,2011年成立了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SIIO),以統一監管網絡。2014年8月26日,國務院正式授權SIIO監管互聯網 內容,2014年12月,SIIO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和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名稱公佈,隸屬於2014年2月組建的直接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成為中國互聯網政策最高權威機構,負責監控全中國的網站、論壇、博客、微博、聊天室和微信、QQ等即時通訊、電子郵件等,通常使用域名劫持、關鍵字過濾、網絡嗅探、網關IP封鎖和電子數據取證等技術,嚴格禁止、控制、刪除各類被認為是有害的信息;查禁、封堵和阻斷互聯網敏感信息,同時對特定人群實行網絡監視,並後台阻斷敏感人士的網絡通信。2016年2月26日,網信辦與中共網絡安全和信息化(資訊化)領導小組辦公室聯合官網發佈的公告稱,網信辦全年「依法關閉嚴重違法違規網站4977家,有關網站依法關閉各類違法違規帳號226萬多個」。

 

2016年6月,網信辦發佈新規定,要求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序(app)提供者保存用戶日誌信息60天,以減少「非法信息」傳播。網信辦並下令各新聞網站「清理」跟帖評論,掃除被政府禁止的觀點。廣電總局也發佈新規定,要求移動遊戲開發者的作品須經政府審核通過才能上線。2016年7月,當局將騰訊網兩名編輯主管撤職,因為該網一則新聞標題誤植辱及習近平。同月,北京網信辦關閉分屬搜狐、新浪、網易和鳳凰網的七個網絡新聞頻道欄目。同樣在7月,中共中央統戰部成立第八局,負責拉攏在新媒體上具有影響力的人士來支持中共。同月,當局將《炎黃春秋》雜誌社的編輯撤職或降級,迫使這份立場溫和的黨內自由派雜誌走向關門。8月,網信辦對全國網站提出多項要求,包括工作人員24小時輪班審查網上內容;廣電總局則發佈通知,責令所有媒體不得在綜藝節目中「追捧西方生活方式」或「惡搞優秀傳統」。

 

  1. 強化網絡監控的最主要工具—-「防火長城(GFW)

在2016年,GFW的屏蔽愈見嚴密,全面封鎖屏蔽境外關於人權、自由、民主的言論信息。在思科等國外公司提供的技術協助下,中國政府建立了全世界最先進、最嚴密的互聯網國家防火牆,包括國家入口網關的IP封鎖、域名劫持或污染、主幹路由器關鍵字過濾阻斷、特定端口(Socket)封鎖、SSL連接阻斷、間歇完全封鎖國際出口等,阻止敏感信息進入中國。全球18家主要新聞網站目前有9家網站在中國被屏蔽。在持續批量封鎖境外網站的同時,防火長城升級持續,常用翻牆軟件接連失效,自由上網的機會變得越來越奢侈。

 

  1. 網絡警察和評論員(五毛)

中國政府雇用大量的網絡警察和網絡評論員(五毛)監控網絡,審查公民言論,以「網絡實名制」恐嚇、阻止網民的自由言論,甚至拘捕、監禁和平表達觀點的公民。中國各級政府機構訓練並雇用了大量網絡評論員,即通俗所說的「五毛黨」,來發表親政府的言論並影響網絡討論。這些評論員還舉報發表冒犯性言論的用戶,用負面的評論來抹黑批評政府者,或者故意針對某一特定事件混淆是非。根據官方泄露的一個文件顯示,中國的高等教育機構擁有35萬「共青團網絡評論員」,他們的任務是勸說學生反對所謂的西方價值觀。這一工作還擴大到包括推特等在中國境外、但實際上在中國國內被封鎖的社交媒體運用軟件。大約2500個「五毛黨」在推特上互粉並轉推他們自己的推文,以混淆並誤導公眾。

 

  1. 法律監管

於2016年,中國政府通過了愈加嚴厲的網絡管控法律和規定,以控制和打壓公民來自互聯網的自由訴求。2016年11月7日通過《網絡安全法》進一步強化中國互聯網實名登記制度,要求用戶個人信息和數據應當在中國境內存儲,網絡運營者應配合有關部門的監督檢查,授予公安部們近乎無限的網絡審查權力,擴大公安部門獲取數據和審查信息的權力,發生重大突發事件可採取斷網等「網絡通信管制」權力。 《網絡安全法》從賦予管理部門超級權能、強化網絡營運者全面責任和義務,以及對網絡個人用戶的實名監控這三個方面組成了嚴密控制公民網絡言論的系統,形成了一個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嚴密管制的網絡空間。

 

 

 

 

  • 所謂法治:以法律名義剝奪人民權利

 

中共政權近年來大肆鼓吹「法治」,到處是 「依法治國」的口號。但所謂「法治」,習近平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佈施行三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說得很清楚:「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領導人民執行憲法和法律。」也就是說法律是以服務一黨專政為目的的。如此法治,只不過是將對公民權利的剝奪披上看似「合法」的外衣,以法律來維繋獨裁。

 

在2016年,中國政府通過了多部鉗制與控制公民權利及自由的法律,意在為諸多侵犯人權的行為披上合法的外衣。

 

  1. 《慈善法》

2016年3月16日,通過《慈善法》,9月1號開始施行。在此法下,中國公民的個人公開募捐被嚴厲禁止,即使是在微信朋友圈募捐也被視為違法。

 

《慈善法》的禁止公民個人公開募捐,意在對近年來的人權律師死磕+公民圍觀+資金募集/網絡輿論動員此三位一體的民間抗爭模式中的資金募集一環加以打擊。在此民間抗爭模式裡的資金公募公用,意味著民間運動的參與擴大化,不同社會階層在抗爭的不同環節裡得以資金、人力等不同資源配置聚合,從而使抗爭運動的組織與動員得到更大的影響力。2015年的709事件事實上不應視為對人權律師的大抓捕,而是對人權律師死磕+公民圍觀+資金募集/網絡輿論動員此民間抗爭運動模式的圍剿。在對抗爭運動清剿外,基於維穩控制社會的需要,中共在《慈善法》裡對此模式的資金公募公用進行了源頭上的控制。

 

  1. 《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

2016年4月28日,通過《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要求境外NGO機構必須有主管單位、不得在中國大陸境內募款、向大陸境內輸送資金也加以限制、不得從事「政治活動」等。

 

活躍的公民社會是穩定與繁榮的基石,但是中共認為西方價值觀和政治秩序觀念可能推動政治自由化,NGO的發展對社會自治、公民參與國家事務、公民社會的培養等的影響都是新極權體制所不能容忍的,於是通過制定《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意圖通過切斷境外NGO與境內公民社會的合作以及資助關係,賦予警察更大權力監視、訊問和干涉NGO機構,壓制社會的自我組織,成為對社會維穩的重要手段。

 

新法給數千家在中國工作的國際NGO竪起了高牆,特別是對跟國際NGO聯繫最緊密的權利倡導型的中國大陸境內NGO,成為了邊緣化和打擊的對象,使中國大陸境內NGO的資金、理念、能力建設等各方面都受到嚴厲限制,清剿NGO得以生存的土壤,以達到維穩的目的。

 

  1. 《網絡安全法》

2016年11月7日通過《網絡安全法》。該法案進一步強化中國互聯網實名登記制度,要求用戶個人信息和數據應當在中國境內存儲,網絡運營者應配合有關部門的監督檢查,授予公安部們近乎無限的網絡審查權力,擴大公安部門獲取數據和審查信息的權力,發生重大突發事件可採取斷網等「網絡通信管制」權力。

 

《網絡安全法》強調網絡主權是國家主權的體現和延伸,是為了阻斷境外自由信息的流入,消除對中國民間抗爭和社會運動的聲援和支持;強化網絡運營者的責任和義務,則是為了全面清除對於體制的根本質疑聲音,消除各種異議表達和抗爭行動的平台;網絡個人用戶的實名監控,可以將對體制的反對者識別出來,徹底清除出互聯網空間,達到「提前」維穩的目的。

 

  1. 《社區矯正法》

2016年12月1日,公佈《社區矯正法(徵求意見稿)》。該法稱制定本法的目的為「規範社區矯正工作,正確執行刑罰,幫助社區矯正人員順利回歸社會,預防和減少犯罪」。

 

然而其立法動機明顯與維穩密不可分,意在填補勞教制度被廢除後對社會進行控制的空白。通過《社區矯正法》,官方對以合法方式行使公民權利、表達利益訴求和政府不同的意見的公民,都可能先採取拘留等方式進行強制,然後通過取保候審等輕罪化控制措施使到公民成為被適用於《社區矯正法》的對象,再通過社區矯正機構進行所謂的“矯正”,限制人身自由。在此模式下,通過全國數十萬個社區把社會抗爭積極分子、維權人士置於其嚴控範圍,把社會監獄化,達到維穩的目的。

 

  1. 雲極權下的恐懼治國

 

所謂「雲極權」,就是基於互聯網大數據技術,通過對人民的通訊、交流等人際往來方式以及個人收入、稅收、金融信用、網絡信用、出行記錄等全綁定的監控分析,用大數據模式挖掘、收集、分析、排查社會抗爭積極分子、維權人士等「高危人士」並以網格化加以管控。

 

從國家局域網到納稅人識別號、從推行網絡身份證、全面實名制到社會信用評分,以對全社會的嚴密監控和強力信息封鎖為主體的雲極權已悄無聲息地在中國鋪網完成。

 

國家局域網構成了封閉平台式網絡,以國家控制的網絡平台來取代國外信息傳播平台,萬維網及其服務完全都被國家局域網中的仿製品取代,並處在國家的掌握之下,目的是控制和監視網民,阻止任何自由信息的流通和傳播。

 

「納稅人識別號」會使公民的經濟信息共享到當局用於控制民間的各種信息網絡當中,從而實現時時、處處的活動監控。公民的信息,尤其是維穩對象「高危人士」的信息被實時更新,而非像過去那樣需要大量的人工事後添加,成為官方應用到網格化體系維穩的重要信息支持。

 

網絡身份證把公民的姓名、住址、電話、身份證號碼等個人信息搭載在芯片上,和網絡實名制的結合使政府更方便容易地獲得公民的網絡活動信息,能迅速反應地以維穩手段對付公民的網絡信息傳播、動員等網絡行動,迫使公民由於恐懼而在網絡的言論進行自我審查,使公民言論自由權利遭到收窄和侵犯。2016年5月,廈門成為全國首個網絡身份證落地城市,強制全國推行從而達到控制網絡言論已指日可待。

 

中共公佈要到2020年基本建立「社會信用基礎性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即社會信用評分。這個模糊的用語涵蓋了全社會所有公民的個人、職業和財務記錄,量化全體中國公民的政治傾向。評分將根據公民生活的每一個方面來計算,包括親社會(如參與官方組織的活動)和反社會(如在互聯網上發表「惡意」言論)行為。公民的個人信用得分被與工作、住房、融資等掛鈎,所以公民的政治立場表態影響到了就業、求學和出境等社會活動,從而量化全體中國公民的政治傾向。特別是在此噩夢式的體現極權主義控制社會最高體系建立後,不只是公民個人的社會活動影響到了社會信用評分的分數,其社會交際網絡上的親友們的社會活動亦影響到分數,從而導致維穩對象的社會孤立,甚至鼓勵一般人為維護自己的高分數而「告密」揭發舉報其他公民,把原本就孤立無援的政治反對群體進一步推向了懸崖。

 

 

  1. 網格化維穩直接控制社會

 

網格化維穩出現於2004年,到2016年基本涵蓋中等以上城市和絕大部分村鎮。網格化就是將城區行政性地劃分為一個個的「網格」,使這些網格成為政府管理基層社會的單元,網格內所有固定物都被一一編碼、定位,網格內所發生的任何治安、刑事案件、群體性抗議、敏感人物活動等均被分類、編碼,被隨時採集和報告,並以此資料為基礎佈置各種監控設備,線下的網格化維穩與線上的雲極權大資料維穩「相輔相成」,完成對社會的控制能力。

 

網格化維穩配置了網格管理員、網格助理員、網格督導員、網格警員、網格黨支部書記、網格司法力量等六類人員,要求提前發現並預防潛在的對體制的挑戰,實現「把一切不穩定的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做到「抓早、抓小、抓快、抓好」。網格化維穩內容包括了每日維穩對象的資訊收集、報告制度,對維穩對象的現場處置、軟禁式控制,號稱「確保各類不穩定因素第一時間發現、第一時間掌控、第一時間化解」。

 

在中國官媒的宣傳中,網格化管理是一項提高執法和處理民生問題效率的惠民舉措,但事實上的網格化把重建中共對社會的控制置於第一位,從而使網格化維穩制度成為現代極權專制對中國古代皇朝集權保甲制度的復辟,同樣都意在實現對社會個體的全面掌控。

 

網格化維穩強化了國家權力向基層滲透,限制了社會的自我組織與發育,通過一個個網格約束控制維穩對象,有效地限制了維穩對象之間的人際交往和聯合,從而有效地遏制了對極權構成挑戰的聯合行動的產生,減少了社會形成抗爭網路挑戰維穩體制的概率。

 

 

  1. 對人權捍衛者的打壓

 

  1. 709

 

暴力打壓,株連家屬,上電視認罪,喝茶,傳喚,上崗,警告,毆打,非法騷擾,跟蹤,蹲守,圍堵,攔截,被旅遊,被停職,被搬家,被失蹤,被關「黑監獄」等種種手段為中國當局常用於恐嚇人權捍衛者及其家人的手段,這種株連和打壓在過去一年尤其常見於「709案」的家屬身上。

 

李和平律師的妻子王峭嶺租住的房屋房東兩次被國保叫去訓話施壓,在壓力下房東只能在2016年8月11日租約屆滿後,便不再租房予王峭嶺和她女兒居住。當局同時拒絕發暫住證,令已被小學取錄的6歲女兒因證件不齊不能保留學位而失學。王峭嶺為了追問丈夫李和平的資訊,數度遭到員警的短暫拘留。

王全璋律師被捕後,當局派人到王全璋家鄉向王全章的父母和姊姊施壓,要求他們勸兒子認罪,又在他妻子李文足的北京住所門口,安裝監視鏡頭,家門外每日都有被稱為「朝陽群眾」的秘密員警和大媽守著,每次出門都被人攔阻和跟蹤,要用不同方法才能擺脫追蹤。2016年8月27日李文足接到房東電話,對方稱無法再將房子租給她了,無奈之下,她於一天后出外尋找新的住所,但在隨行國保的介入之下,新的房東當即就表示不能租房。

律師謝燕益的母親在他被拘押期間過世,謝燕益的妻子原珊珊僅僅是想要求當局允許丈夫出席他母親的喪禮,卻被拘押三天,懷著身孕的原珊珊被關在警局偵訊室,沒有足夠的食物和飲水,不能上廁所,還有二十多名警員圍著她恐嚇、斥責。2016年7月,原珊珊和三名子女被迫遷出租賃房屋,因為她的房東受到員警威脅。遷入新居次日,她又遭新房東下逐客令,說有「來自當局的壓力」。在不得已下原珊珊讓孩子借住在姐姐家中,她的姐姐也因此受到當局騷擾。

對良心犯家屬的政治株連甚至殃及未成年人。當局對人權律師和人權捍衛者的未成年子女採用的手法有綁架、強迫失蹤、拘禁、毆打、禁止入學、單獨訊問、貼身監控、禁止出境等侵犯人身自由的手段,遭到辱駡、恐嚇、威脅、污名化其父母、孤立、當眾羞辱等心理和精神折磨。

 

於2016年8月2日到5日,中國政府連續四天對2015年大規模拘捕人權律師及人權捍衛者的709事件中的周世鋒、胡石根、翟岩民、勾洪國四人進行了密集、「公開」的審判。中國政府以「大案要案」的思維,動用大量資源,動用國家力量圍剿,毫不顧忌國際社會壓力,全程壟斷受難者信息,以高度戲劇化的審判過程實現對人權捍衛者的批鬥。與此同時,多位同案的律師及人權捍衛者均被逼上電視公開「認罪」,以達到污名化這一群體的效果。

 

及後陸續披露出來的709事件另外的受難人權律師謝陽、李春富等人在被關押期間遭受到酷刑等非人道虐待,其中李春富更因被虐待而導致精神異常。

 

  1. 其他政治案件

2016年1月15日,張海濤被烏魯木齊中院以「煽動顛覆國家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以「為境外提供情報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二罪合併執行19年。張海濤為異見人士及自由撰稿人,長期關注新疆民族問題,並曾在境外網站發表文章。

 

2016年1月27日,藏人扎西旺楚(Tashi Wangchuk)遭中共當局拘捕,被控煽動分裂國家。扎西旺楚一直試圖透過法律途徑,來爭取當地藏人學生學習藏語文的權利,並曾前往中國北京,希望獲得媒體的關注,但遭拒絕。扎西旺楚遭捕前,曾在他的微博上發表或轉貼有關藏文化逐漸消亡的狀況,以及評論雙語教育方面的內容。

 

2016年4月8日,廣東謝文飛、王默及張聖雨因支持香港被控煽動顛覆國家一案宣判,3人被判以四年至四年半的重刑。

 

2016年5月29日,成都符海陸因製作「銘記八酒六四」酒被刑拘,被控煽動顛覆國家。其後張雋勇、羅譽富及陳兵亦受此案牽連,目前四人仍在押。

 

2016年6月,《非新聞》創始人盧昱宇及女友李婷玉在雲南大理失蹤。7月下旬,家人才收到批捕通知,罪名為尋釁滋事。《非新聞》為一專門整理中國各地群體事件的信息平台,僅2015年就收集了近3萬宗包括村民抗議徵地、工人罷工、業主維權等群體事件。

 

2016年11月17日,民生觀察工作室負責人劉飛躍被湖北隨州市公安局帶走並刑事拘留,據消息稱其罪名為涉嫌顛覆國家政權。劉飛躍於2006年創辦民生觀察網,在網站上記錄併發佈群眾抗議、徵地拆遷、秘密拘押等侵犯人權的行為,以及異見人士及抗爭者的故事。

 

2016年11月下旬,江天勇律師失聯,近一個月後官方才證實江天務被「非法持有國家機密文件、冒用他人身份證以及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等罪名遭到警方逮捕。江天勇為著名的人權律師,曾代理高智晟案、胡佳案等,並於探望709家屬期間失蹤。

 

2016年11月28日,「六四天網」的創辦人黃琦被警方抄家帶走,並於2016年12月16日正式逮捕,罪名是“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機密罪”。

 

  • 結語

 

2016年的種種發展是令人憂慮的,而中國公民社會亦在國家的嚴控下日漸窒息。然而這亦正正是中國公民社會最需要外界支持和關注的時刻;但在支援的方法上,國際社會有必要打破陝隘的「守法」觀念,尤其是當對社會的嚴控與對公民權利的侵犯是在合法的外衣下公然進行。當不義成為法律,反抗 –- 甚至是違法的反抗 — 就是責任。中國的抗爭者在極權的法網下愈來愈無法公開、合法地活動,然而這並不等於抗爭的消失。對於中國公民社會的支持者和觀察者來說,如何支持和了解愈趨地下化的抗爭運動將是未來的主要挑戰。

 

(木鐸同行  首發 )

 

廣告

對「「被孤立的中國公民社會」:2016年中國人權報告」的想法

發表迴響

在下方填入你的資料或按右方圖示以社群網站登入:

WordPress.com Logo

您的留言將使用 WordPress.com 帳號。 登出 / 變更 )

Twitter picture

您的留言將使用 Twitter 帳號。 登出 / 變更 )

Facebook照片

您的留言將使用 Facebook 帳號。 登出 / 變更 )

Google+ photo

您的留言將使用 Google+ 帳號。 登出 / 變更 )

連結到 %s